特约作者：刘琅琅
近日，网络盛传国家将在年底之前全部清退代课教师，后来教育部出面澄清，说并没有年底全部清退一说。四年前，2006年3月27日下午教育部例行发布会上，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宣布，“预计在尽量短的时间内，将把44.8万中小学代课人员全部清退。”中小学代课教师在全国约有44.8万人，其中分布在农村公办中小学的大约有30万人，占农村公办中小学教师总数的5.9%。到目前，全国代课教师人数约31万人——是为背景。
代课教师，就是虽然在学校任教，但却没有编制的教师，这次所说的代课教师，是指在中小学，主要是小学的代课教师。说到代课教师，我还是了解一些的，因为我生在农村，长在农村，而代课教师也主要是存在中国农村，或其它偏远地区。
特约作者：唐果
说到音乐节。北京，无可厚非有迷笛与摩登，加之伟大祖国首都的所在地与政治文化中心等区位优势，那里是文艺青年的圣地和天堂，音乐与原创音乐诞生的摇篮；西子湖畔——杭州有西湖音乐节；天府之国——成都有热波；就连张家口张北县那个国家级贫困县都有——张北草原音乐节，张北的出现在2009年中国的音乐文化市场上可谓大放异彩，使人眼前为之一亮。
然而西安呢？这个十三朝古都，坐拥秦汉唐等丰厚文化底蕴的西北龙头，中国先锋文化的前沿阵地，中国原创音乐人和乐队的故乡，有什么？这不免叫人有点难以启齿。
我不是地道的三秦大地的孩子，但是我却热爱这里，热爱和关注这里的每一处变化与发展。我喜欢这里牛羊肉泡沫的味儿，我闻惯了肉夹馍的那份醇厚，我喜欢极了冰镇冰峰的那份甘甜。但，我却为西安的固步自封与保守感到隐隐不安。
2009年10月17—18日的张冠李戴音乐节第二季的出现，让我觉到了西安音乐发展的新萌芽。
特约作者：JAL
今天上午（2009年8月3日），日本东京地裁（相当于北京市中院吧）从裁判员候补名单中抽选出了6名裁判员，下午开始了对一宗杀人案件的审理。自2004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《裁判员法》（全称「裁判員の参加する刑事裁判に関する法律案」）以来，经过5年多的准备，这是首次在刑事审判中实施裁判员制度。
特约作者：JAL
日本最高裁判所（最高法院）最近做出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终审判决。
案情并不复杂。1978年，被告将受害人杀害，并将尸体掩埋在自己的床下。受害人家属一直不知道受害人已经死亡。2004年，被告自首。由于杀人罪的刑事追诉时效为20年，因此地方检察院没有提起刑事诉讼。受害人家属（原告）提起民事诉讼，二审的东京高等裁判所判决被告承担4200万日元的民事赔偿责任。被告不服上诉，请求认定民事诉讼时效已经经过。日本最高裁判所于4月28日驳回了被告的上诉，维持东京高等裁判所的判决。
这个案子刑事部分应该没有什么争议，问题在民事部分。日本民法典第724条规定：“对于因侵权行为而产生的赔偿请求权，自受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知悉损害及加害人时起，三年间不行使时，因时效而消灭。自侵权行为时起，经过二十年时，亦同。”一般日本民法学界认为，该条中的二十年，性质为除斥期间，不发生中止、中断、延长等。由于该除斥期间是在权利受侵害时即1978年即告起算，因此2004年原告提起民事诉讼时，除斥期间已经经过。那么依一般的法律适用逻辑来讲，本案中原告的损害赔偿诉讼请求应该得不到支持。
但是，日本最高裁判所认为：“在受害人家属无从得知受害人死亡事实的特殊情况下，如果适用除斥期间，免除加害人的赔偿义务，将明显有悖于正义和公平理念。”因此，“尽管民法上有除斥期间的规定，但是对杀害行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并未消灭。”从而，日本最高裁判所认为本案例外地不适用日本民法典第724条所规定的除斥期间，而是应准用第160条的立法精神，即“关于继承财产，自继承人确定、管理人选任或破产宣告之时起六个月内，时效不完成”。
从方法论角度讲，日本最高裁判所在“公平、正义”的一般法理念驱动下，抛弃明确的法规则，相当于对第724条进行了目的性限缩。同时，通过准用第160条，进行了法的续造。这个过程在个案的价值判断上应该是有意义的，但是是否会减弱法的安定性和权威性，则有待斟酌。事实上，在刑事方面是否应当废除最长追诉时效，日本国内也存在很大争议。
民法上的二十年除斥期间，与一般的诉讼时效不同，它的目的并不是警戒在权利上睡眠的人，而是保护既定的法律状态。如果一个法律状态历经二十年之久没有变化，法律就不再要求对它进行强制地变动，否则，人们在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中进行决策时，就无法知道哪些法律状态是可以信赖并成为决策的前提。这个立法精神与（物权的）取得时效的立法精神是一致的。如果说一般诉讼时效体现了效率价值，要求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的话，那么除斥期间则体现了秩序价值，以保护社会生活中即存状态的稳定性和可信赖性。日本最高裁判所的判决，实际上是对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除斥期间的制度价值提出了质疑。
日本民法典将权利的最长保护期间认定为除斥期间，这一点与我国民法的规定有所不同。《民法通则》第137条规定：“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。但是，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，人民法院不予保护。有特殊情况的，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。”从“人民法院不予保护”的措词中可以明显地看出，我国民法将权利的最长保护期间认定为诉讼时效而不是除斥期间，时效期间经过的后果，是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而不是权利消灭。就诉讼时效而言，消灭的对象是请求权而不是债权本身。所以，虽然时效期间经过，请求权消灭，但是债务人自愿给付的，债权人并不构成不当得利。另一方面，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诉讼时效的延长制度，允许在特殊情况下由人民法院延长诉讼时效。所以，该案如果发生在我国，恐怕不会引起那么大的争议，因为该案中受害人家属不知道受害人已经死亡的事实，可以作为一种特殊情况，由法院在二十年之外另行延长诉讼时效（见《民通意见》第169条：权利人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，属于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“特殊情况”）。
但是，我国民法对于诉讼时效的延长欠缺具体操作程序上的规范，比如法院是否可以依职权延长诉讼时效，还是应该依当事人的请求予以审查延长？哪些情况属于民法通则第137条所规定的“特殊情况”？延长的期间有多长？哪一级法院有权决定延长？这些恐怕都有待于做进一步的研究。
本文系JAL从日本发回的系列文章之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