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人聊天时，想起几年前一则笔记，即：
其实，我觉得你作为一个人，说一句话，写一篇文章，有时不妨极端一点，把事情推向极端，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，把心里的话，竹筒倒豆子般统统倒出来，痛快淋漓，无所顾忌，回过头再作理论。别人乍一看，会觉得过分，特极端，没给自己也没给别人留一点余地，但越捉摸越有味，越伸手越探不到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人还没看见问题的极端状态时，就已经退回去了。
有没有做到我不敢肯定，但至今仍持这种意见。
近来读李剑农著《中国近百年政治史》，其中节录梁启超先生一段文字，也谈到这种问题。梁先生这篇文字摘自他在主办新民丛报时发表的《敬告我同业诸君》一文。先生是当时言论界骄子，该文论媒体两大天职清晰有力，颇有影响。不仅如此，他当年也是遵循文中原则办报的。
虽然此种观点是适应当时（壬寅年）环境而发生，但今天（庚寅年）读来依然发人深省。所以，我找来全文转载于此。
敬告我同业诸君
（ 梁启超，光绪二十八年，1902年）
